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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司马南事件，联想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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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我与司马南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不但如此，我曾经还是司马南的一个忠实粉丝，长期以来，在茶余饭后，为维护司马南的在自己心中的偶像地位，常常会与邻居、同事争论的面红耳赤甚至不欢而散。在网络上也是如此，记得司马南刚刚入驻头条时，有人对司马南关于质疑中医的“废医验药”的一些观点一直耿耿于怀，有读者在司马南作品的评论区对司马南出言不逊、进行人身攻击，我曾经回复评论规劝说：“以理服人，，平等交流，不可以进行人身攻击。”极力维护司马南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会由过去拥护司马南转变到现在反对司马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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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自己从事的专业工作有很大关系。

我是一名高校老师，所从事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教学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教育方针等等，比一般读者有更多的了解，而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司马南存在在误导读者、混淆视听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很多司马南的粉丝攻击我是什么“公知”“美帝”“270”“杨柳收买”“杨柳代言人”“卖国”等等，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弱智和缺乏理性认识能力的具体表现。说实在的，“杨柳”长的什么模样，还是从司马南的视频上得到更多的了解。

过去我曾经是司马南的一个忠实粉丝。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特异功能甚嚣尘上，唯心主义严重泛滥，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神功骗术以及各种“大师”在社会上蒙骗群众。这时，司马南勇敢地站出来。作为一个反伪斗士，在揭露神功骗术、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民是非问题上，司马南曾经为社会做过贡献，受到到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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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原理基本知识

司马南的这些做法，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教师来说，都是活生生的教学案例，它用社会实践的方法阐明了一个哲学道理：人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必须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上升到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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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揭露神功骗术

在专业课课教学活动中，无论是哲学还是其它课程，育人是中心环节。为了提高学生的思维认识能力，我在课堂上常常会以司马南揭露神功骗术和质疑中医基础理论问题为例，解释社会现象，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以达到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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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揭露神功骗术表演

然而，从司马南重走江湖开始，他散布了种种错误言论，从一个教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司马南很多言论都是十分有害的，主要是削弱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舆论环境。那么，司马南有哪些错误的立场、观点、言论和做法呢？下面略举一二：

一、关于司马南的立场，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他是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自己戏称自己是“余孽”。

众所周知，在目前我国媒体平台上，昆仑策和乌有之乡是最具代表性的极左阵地，汇集了我国一批极“左”人物，司马南就是其中之一。司马南有时会戏称自己是“余孽”，即“文革”余孽的意思，概源于此。

关于司马南的极“左”立场上，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比如把张春桥称呼的为“同志”，在头条上为毛远新唱赞歌（已经删除），口口声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欣赏“凡是论”等等。攻击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作家等等也能看出他的极左倾向，被他无端攻击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有：莫言、方方、杨绛、阎连科、张抗抗、钟南山、张文宏、陶斯亮等等。

批判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散布“资本野蛮生长论”，“批判伤痕文学”，炮制“第六个馒头论”等等，都反映出他的极“左”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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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与昆仑策

二、俗话说“脑袋决定屁股“，正是由于司马南的极左立场，决定了司马南的所有观念、言论和做法都带有极其浓厚的极左倾向。

例如：司马南炮轰联想手撕杨柳，就是以“文革”式方法在新媒体平台上贴出“大字报”。这种做法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违宪”行为。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就在宪法中废除了“四大”。21世纪的今天，我国已经是一个法制建设比较完备的国家，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如果“杨柳”有问题，司马南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行举报，通过网络大字报方式炮轰企业、团体或个人，容易造成思想混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有些读者会说，合法渠道不会受理。这纯粹是胡咧咧和法盲的表现，凡是通过合法途径行使监督控告检举的权利，无论后果如何，都会在限定时间内有回复的，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当然，匿名举报除外。然而，司马南从来没有通过合法渠道行使过监督检举控告的权利，只是高喊“实名举报”，忽悠读者而已。

难道这还不明白是为什么吗？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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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利用网络大字报炮轰联想丑化柳传志

三、司马南一系列言论存在严重错误的，背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观点，司马南炮制了“六个馒头论”，否定党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我们知道，为了澄清思想是非，巩固和稳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六中、十二届三中、十九届六中，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及从1982年以来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等等，都对我国农村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包产到户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它极大地带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农村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司马南抛出“第六个馒头论”，全面否定党的农村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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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频繁2021年4月17日抛出的“第六个馒头论”，否定党的农村体制改革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农村的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同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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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历史结论

司马南口口声声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国家。然而，铁的事实是，其言论完全违背国家意志，同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背道而驰。

再看下图，是高中历史第八册内容，专门讲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对照司马南“第六个馒头论”，不难看出，司马南错误言论违反党的教育方针，也是十分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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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本高中历史第八册

四、关于司马南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司马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控告举报联想完全可以，行使一个公民监督检举控告的权利无可非议。可是，司马南的要害问题并非是质疑“杨柳”“联想”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把矛头引向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司马南在质疑联想、滴滴、阿里巴巴等企业时，不是就事论事，正确行使批评建议的权利，通过纪检监察部门、司法机关等合法渠道进行举报，而是别有用心误导读者，把矛头指向国资委、交通、监管、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等部门，可见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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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想改制的问题，如前所述，不是不可以质疑，有问题完全可指出来。问题是怎么查，是按照你司马南的意图追究杨柳贱卖国有资产问题，还是服从党和国家意志，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是让读者相信你司马南还是相信党和政府？

我们通过中学课本了解一下联想改革的历史背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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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国有企业改革

第一，关于联想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如果说联想在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仅仅是假如），那么，这不单单是联想问题，而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应该归属“历史台账”问题，而关于历史台账问题，国家会有相关政策来处理，并非像司马南高喊那样“国有资产流失”“追究”“法律责任”“打倒柳传志”“实现共同富裕”，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等等。

第二，很多读者由于思维认识能力问题，完全被司马南在精神上实现了控制，他们根本不顾客观事实和真相，跟着司马南的节奏跑，几乎是司马南“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

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我们看一些理性读者是如何解读的。它从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个思路，清楚地解释了司马南构陷的联想所谓“贱卖国有资产”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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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资料来自网络

第三，司马南粉丝跟着司马南的思维跑，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司马南的思维而而思维，一根筋抱怨国家不介入、不起诉、不追究等等，这纯粹是对国家的介入和结论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结果。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就对联想集团进行过调查、审查、得出明确结论：不存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历次中央巡视组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对中科院的审查，均未提出过所谓的“贱卖国有资产问题，难道司马南及其粉丝比巡视组和审计署掌握材料更多更翔实？如果真要推翻国家机构和组织的结论，司马南也可以向国家或中央举报，如果有关部门不受理，你司马南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申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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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内部文件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税务部门公布的文件，对联想的认可度，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下图是国家税务局关于联想集团改制员工取得的用于购买企业国有股权的劳动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两级税务部门对联想改制过程予以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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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马南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观点是背离了党的历史决议精神

司马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敢公开反对党的决议，但由于其根深蒂固“左”的思想根源，对党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采取比较隐晦的方式，通过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借尸还魂等方式，反对历史决议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基本结论，司马南不敢公开对此提出质疑和不满，但是，他通过批判“伤痕文学”、怀念人民公社大集体、质疑国有资产流失、批判资本野蛮生长、质疑共同富裕等方式，为“文革”招魂、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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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批判“伤痕文学”的视频截图

“伤痕文学”不是不可以批评，作为文艺争论和学术问题，完全可以自由辩论，然而，读者看看司马南是提出的问题，属于学术讨论吗？他是把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具有反思性质的“伤痕文学”，说成是美帝代言、说成是抹黑历史等等，上升为政治问题，可见用心良苦。

“伤痕文学”是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诞生的，“反思文学”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诞生的，这些文学作品都使“文化大革命”中丧失殆尽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回归。

所以，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启发了人们的思考，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文学作品中认清楚了“文革”的动乱本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要性。

为一个坚定不移地拥护文革的极左分子，对改革始终耿耿于怀，做梦都想回到封闭僵化老路上去的的人，自然对“伤痕文学”充满仇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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